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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章（第1页）

确立做人的原则叫做“义”，维持人生存的资源叫做“利”。如果背离义而追逐利，做人的原则就无法确立；如果从追逐利陷入危害，人的生存就难以保障。智者明白这个道理，像大禹那样有智慧的人更是深知此理。唉！利和义之间的界限，差别巨大；而利和害之间，虽然看似相互依存，实则界限很细微。有谁能知道坚守义必定会带来利益，而追逐的利未必真的有利呢？又有谁能知道贪图利必定会带来危害，而有些看似危害的情况未必真的有害呢？如果真的明白这些，难道能不说他是大智之人吗？

遵循义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有用，也像火向上燃烧、树木可曲可直、金属可加工变形、土地可种植庄稼一样发挥作用。然而，水往低处流如果泛滥就会造成水灾，火向上燃烧过于猛烈就会酿成火灾，树木生长杂乱无章就会带来麻烦，金属加工不当就会造成损害，土地种植庄稼却长满杂草就会影响收成。由此可见，背离义就会陷入危害，在义与害之外，并不存在所谓单纯的“利”。《易经》说：“利于万物而符合义。”义如果足够用来践行，那么利就能与人和谐。“和”，就是融合，意思是离开义就不会真正得到利。上天厚待人类、端正人品德的方式，通过五行表现得很明显。违背自然常理，趁着上天的“失误”，窃取上天的“恩赐”，遭遇上天降下的灾祸，小人总是频繁地追逐利益，这样做没有不陷入凶险境地的。

箕子说：“上天赐给大禹《洪范》《九畴》，使常理得以有序。”义在这里得以彰显，危害必然会远离。从五行彰显义开始，到六极（六种不幸的事）警示危害结束。大禹凭借这些治理了九年的水患，所以说“没有比这更大的智慧了”，不过是致力于义以远离危害罢了。

上天创造水，并非为了给人带来利益，而是义中润下的特性使其必然如此。义的润泽可以滋养万物，义的向下流动可以运输物资，于是浅薄之人看到水的这些作用就认为是利益，想要从中谋取私利。他们只看到利，却看不到其中的害，又哪里知道水过度润下，恰恰会造成危害呢？制约危害的最大力量是义，而遭受危害最严重的往往是追逐私利的人。对义理解不透彻就盲目利用，对危害认识不清就轻易招惹，于是有人贪恋一点点土地，在低洼之地与水争生存空间；有人轻视洪水滔天的凶险，与洪水一起在中原大地肆虐。伯鲧治水失败，大体上就是因为追逐私利而导致的。

至于大禹治水，他端正本性、安于天命，遵循义的指引，不贪图治水可能带来的利益，舍弃利益，不被水的“诱惑”所左右。他把水疏导分流，让它们汇聚到合适的地方，黄河分成九条支流，长江分成三条支流；为了治水，他不惜舍弃土地，也不担忧治水过程中的艰难；治水需要的草木材料，他投入大火中；兖州的治水工程，他推迟了十三年才完成。他凭借正直、刚正的志气，在洪水势头正猛的时候驯服了它。他独自一人，带领浩浩荡荡的洪流归入大海，无人能抵挡。义得以端正，危害自然就消除了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远离了私利。

水，可以滋养五谷、百卉，是蒲草、芦苇、鱼类等生物栖息的地方，也是船只运输货物、粮食的通道。当水势顺的时候，利益就存在；当水势逆的时候，利益也并非完全消失。大概义本身就适合发挥作用，即使水势出现异常变化，其本性也不会改变，利益也就依然存在。有时候，危害越大，伴随的利益可能也越大。于是有人把危害当成利益，把大的危害当成大的利益；浅薄之人就这样颠倒黑白、昏聩糊涂，自己被困在利益的陷阱中，频繁遭遇危害，这实在是让智者感到悲哀。大禹担任司空，接受天子的任命，处于尊贵的地位，拥有权威，却没有驱使百姓去施展那些心存侥幸的“小聪明”。而有些人却带领全族、全城的人去治水，结果很多人被淹死，尸体填满了溪谷，这难道不是很悲哀的事吗？

所以，有的水是义胜过害，田间的沟渠之水就是如此；有的水是害胜过义，瀑布、急流就是这样；有的水义害各半，长江、汉江、淮河、济水之类就是这样；还有的水，一份义却伴随着十分害，黄河就是这样。黄河的那一份义，在于它汇聚了各方的水，向东流入中原地区，但除此之外，它带来的大多是危害，这是上天让中原百姓辛劳，以此警示人们要遵循义而远离危害。黄河水就像夷狄的祸乱一样，肆意冲击中原地区（兖、豫、青、冀这些地方），在当地生活的百姓无法逃避，只能实实在在地承受灾祸。所以治水的人如果明白危害难以彻底消除，用义来加以节制，那么灾祸或许能减轻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

如今考察历代治理黄河的得失：大禹治水遵循义的原则，汉代治理黄河时，虽未能完全遵循义，但也尽量避开了一些危害，宋代贪图黄河带来的利益，到了蒙古统治时期，更是变本加厉地贪图利益，而本朝（明朝）沿袭了这种情况；其中的成败得失，一目了然。遵循义来治水，危害即使不刻意去避免，也会远离；不避开危害，危害就难以避开；贪图利益，那就是把百姓的灾祸当作乐事，把五行的灾变当作幸事，这是招致危害的根源。

中原地区有黄河，就如同有夷狄一样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没有抵御夷狄的良策，但有对待夷狄的正确原则；汉代急于建立抵御夷狄的功绩，但不贪图利用夷狄带来的好处；唐代开始利用夷狄，石晋时期更是过度依赖夷狄，到了两宋，过度依赖夷狄导致灾祸变得更加严重，这些情况大致都能看出来。想要远离危害却又无法彻底摆脱，那就不如舍弃利益，不贪图它。即使有勇猛的骑兵愿意效命，也要明白边境的防御不能撤除，这样之后像花门之变（唐朝借回纥兵平叛，回纥兵在花门镇附近抢掠）、海上之祸（南宋末年与蒙古联合灭金后，又遭蒙古入侵）这样的灾祸才会杜绝。即使有水流经肥沃的土地，也要知道不能让它肆意泛滥，这样之后黄河决堤、淹没田野的危害才会消除。

宋朝真是愚蠢啊！就像为了一点蜂蜜就割掉自己的舌头，为了一点钱财就不顾自身安危。宋朝军事力量不足以制衡契丹，就把黄河改道回流，聚积成塘水来防御。财力不足以富足用度，就趁着黄河堵塞，开垦淤田。上天留下的忧患，宋朝却当成利益来贪图，把敌人当作依靠，把灾祸当作福气。他们如此糊涂，又怎能怪他们借金国灭辽，结果失去了中原；借蒙古灭金，又失去了江南呢！

夫差骄横无道，开通了长江、淮河之间的运河；杨广昏庸无道，连通了汴水和泗水。女真、蒙古祸乱之时，卫河、济水合流，引南旺湖水，依靠黄河进行漕运，黄河的支流纵横交错，延伸到各个地方，徐州、兖州、豫州、冀州、扬州五州之地，都任由黄河泛滥，肆意侵扰。即便如此，人们还唯恐黄河安稳流淌，自己会失去从中获取的利益，宋礼（明朝水利专家）更是迎合这种心态，放纵私欲，想借此邀功请赏。唉！几百年来，上天用夷狄的灾祸侵扰中原，又用水灾来加重这种苦难。假如再有像唐尧时期九年的大水，周定王时期的海溢之灾，那么齐、鲁、宋、卫、徐、吴等地的百姓，恐怕很少有不被淹死的。大禹舍弃了一些可耕种的土地，让给黄河；如今人们却贪图这条难以治理的河流，想要从中获利。智者和愚者的分别，义与利的差别；而义利的差别，又导致了利与害的差别。百姓的生死，国家的祸福，难道会有差错吗？不会有差错啊！

在大禹那个时代，贺兰（今宁夏贺兰山一带）、盐池（今宁夏盐池县附近）这些地方还不属于中原王朝的领土，所以大禹治水的功绩到此为止。假如唐尧、虞舜时期的疆域，能像汉代那样兼并朔漠（今内蒙古一带），像唐代那样开拓河湟（今青海、甘肃一带）地区，我想大禹一定会建立万世不朽的功勋；他会让黄河穿越沙漠向东流，经奉圣川（今河北涿鹿县附近）、鸳鸯泊（今河北张北县西北），绕过辽山流入鸭绿江。这样一来，夷狄的危害就由夷狄自己承受，中原四州的土地无需特意治理，就恰好有地方安置百姓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用来防御的塘水谁去堵塞，淤田谁去开垦，漕运又靠什么来打通呢？那些只知道谈论利益的小人，恐怕也没有办法施展他们的“手段”了。而百姓们在平常日子里，也无需为修筑堤坝而辛劳，遇到暴雨也不用担心被洪水淹没。可惜上天没有停止降祸，大禹的治水设想未能完全实现，那些贪图利益的卑鄙之人，为了一点眼前利益，就像引狼入室一样，最终让百姓陷入灾难。孟子说“率领野兽吃人”，这些人简直就是率领洪水来淹死人。人被野兽吃掉的情况，一百个人里面未必有一个；但死于洪水的人，却多得让城市变成空城，田野里也到处都是，令人痛心不已。那么，那些主张利用黄河修建塘水、开垦淤田、疏通漕渠的人，他们给天下和后世带来的危害，实在是太惨痛了！

更过分的是，有人借助水的暴虐来发泄自己的恶毒，于是就出现了用水灌城的事。水本身也是有“义”的，它不会帮助恶人作恶。所以智伯用水灌晋阳，萧梁修筑淮堰（在今江苏盱眙县）想用水灌城，宋人用水灌北汉，这些行为都只是让被围困的城池更加坚固。虽然韩、魏没有谋略，没有及时救援，但赵无恤坚守的晋阳，和北汉的城池一样安然无恙，智伯的军队，却和淮堰一样最终被洪水冲垮。后人即使再怎么忍心，难道不应该以此为鉴，不要阻止那些原本无害的水，却让它变成害人的工具，最终反而害了自己吗？

小说《王夫之尚书引义通读本》第6章试读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