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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(第1页)

《黄河故事》的中篇版本里,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表嫂,跟表哥结婚生女后去了南方打工,“头几年一年还回来一两趟……后来过年也不回来了。再回来就是要求办离婚,家产一分不要,女儿也不要,只要一张纸带走就行了”。站在“我”的立场看,这差不多是个没有责任感的女人。到了长篇版本里,这个表嫂不但有了名字,而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故事。她在城市的辛苦和挣扎,她半被动半主动改变的性爱伦理观,她对女儿的想念和新婚姻的幸福,都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了呈现。那个原本在中篇里面目不清,甚至不小心会被当成负面典型的表嫂,因为有足够的篇幅为自己辩护,展现出自己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一面,成了一个饱满的人物。

当然,角落里的人物未必在每个作品里都有机会站出来为自己说话。不只如此,乍看邵丽的这些作品,无论是“天台上的父亲”的一意孤行、《大河》中婆婆的浑不讲理,还是《黄河故事》中母亲一以贯之的强势、《金枝》中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袖手事外,似乎都绝难找到为之辩护的理由。不过,在度过最初的艰难之后,“我”的耐心起了作用,以往隐藏在这些人物生命角落里的过往或隐衷渐次浮现,封闭在表象之后的原因慢慢显豁,他们人生的拼图有了较为完整的贯穿逻辑。“在一出好的戏剧中每个人都是对的”,在一部好小说中也同样,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逻辑里都有圆满的可能,这才会有丰富而不是单面的形象,并由此牵连起属于每个人的深邃世界。

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,父亲退休之前,虽然对人低调谦和,却对子女淡漠忽略,退休后又变得暴躁易怒,“他的生活圈在慢慢缩小,像一个剩馒头,在变干,在缩水”,以致后来发展为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对子女的淡漠,直到后来子女也不敢提起,“害怕提起这样的事情时,被父亲淡淡地打发,让我们受第二次伤害”。而当父亲决意自杀之后,看住父亲就成了母亲和子女的责任,时间和心理压力一时俱至,哥哥和妹妹的生活被搅扰得混乱不堪,“我”则在一年多的看防后“几乎抑郁了。夜里莫名其妙地惊坐起,就再也睡不着了,整夜整夜地大睁着眼,大把大把地掉头发”,不得不暂去妹妹的城市发展。这样的情形让人无比担忧,来看望父亲的朋友沉重地说:“这样子拖下去,谁都受不了,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,最终会把一家人拖垮的。”

父亲的纵身一跃,或许对精神日渐萎缩的自己是个解脱,却并没有把家庭从被拖垮的边缘拯救出来。在父亲的葬礼上,子女们互相回避着,不敢看对方的眼睛。尤其是因为夫妻吵架而没有尽好看护之责的哥哥,在父亲死后更是郁郁寡欢,“每次回家都坐在他的房间里,半天也不出来”。一次借酒发疯,哥哥“先是指责我,说我离开这个家到妹妹那个城市去,完全是因为想逃避,不想承担责任。然后他又指责妹妹,说她是老公的家奴,天天把孩子圈在自己身边,完全被自己的小家给绑架了”。随后,他接近崩溃,失声痛哭:“是我杀死了父亲!是我们联手杀死了父亲!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爱父亲,心疼父亲,害怕他死。可是时间长了,我们还有耐心吗?我们每个人,都只关心自己,可是,父亲呢?谁管?谁管?”

情绪失控的问责和决意离世的选择一样,都未必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。一个人去世之后,遗留的问题并不会消失,那些有生之年未能解决的部分,需要在世的人设法理解和分担。“一直到我坐在回去的车上,我才感觉到我与父亲的各种联系,不是因为他的死而中断了,而是相反,像突然通了电似的,那些生动的场景、杂沓的细节,纷纷扰扰地来到我面前”,借助这样的清晰回忆,父亲很多不可解的事情,就有了自身的情理线索。比如父亲对子女的淡薄,是因为被下放到偏远的部队外营地,“在那样的时代,又是那样的环境,我们是父亲为数不多可以忽略的人吧。除了自己的亲人,父亲必须对所有人、所有事情小心翼翼”。比如父亲退休之后的委顿,“曾几何时,他是那样风光。但他的风光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的,脱离工作,怎么说呢,他就像一只脱毛的鸡。他像从习惯的生命链条上突然脱落,找不到自己,也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别人。除了死,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”。

这样的思考和理解,缓解了由父亲的淡漠和自杀造成的后辈心理压力,但仍然有些阴影作用在人身上,一如哥哥的心结。直到有一天,母亲拿出曾嵌在父亲心脏附近的弹片,“再往里挪一点儿他就没命了……过去咱家最困难的时候,每当我想不开,你爸就把它拿出来搁在我手里,说,看看这个,还有什么想不开的?”随后,母亲表示,她知道父亲走向天台的事,却没有阻拦,“我觉得我对得起他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成全他,最后一次按他的意见办”。母亲承担了对父亲看护不周的责任,但“我们也不会这样去想,至少我不会。我们知道母亲对父亲的忠诚和爱,而且,我宁愿相信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哥哥,她不想让我们家最后一个男人,再爬上天台”。母亲究竟为什么这样说,没有办法知道,但“事情只有这样想,对生者和死者,才是最好的安慰”。或许可以这样说,不只是事情和对事情的解释,包括此后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,一起分担了人世的忧劳,让人在世间可以稍稍得到喘息的机会。

不是事情本身和对事情的解释——这是可以观察的,而是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——格林意义上的“解说”,才是叙事者成长的关键。在成长的过程中,叙事者“我”要先摸索自己性格中可能造成矛盾的因素(比如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“我”的迟钝,《黄河故事》中“我”的要强,《金枝》中“我”的控制欲),同时在与人相处的不适中不轻易下判断,而是尝试着理解对方行为的原因,不把所有的差异都推到对方蛮不讲理那边,耐心找出这些差异可能的沟通方案,即便后来仍是维持原状的结局,最终的和最初的原状,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,起码有一个人自主选择了与人相处的方式——这个自主的选择,才是人世裕如的缝隙,能供人稍微从容地喘息。人到中年,原本对人对事的理解早已成形,却因为生活的变化和环境的复杂,不得不调整已有的认知,就仿佛一棵壮年的大树要改变自己的伸展方向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从前面谈到的耐心到这里几乎是不得不然的成长,叙事者“我”并非习见所谓失去个性的过程,而是收获了切切实实的能量反馈。起码在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,因为这个真切的认知变化过程,父亲自杀前后带给家庭的极度动荡得以部分缓解,虽然并非彻底的解决,却有了继续过下去的可能。《黄河故事》中,“我”忍受着母亲的偏心与责骂,却也暗自愤恨,委屈不已。随着时光慢慢过去,在给早逝的父亲寻找墓地的过程中,“我”梳理清楚了母亲的性格根源和选择标准,也发现了母亲对“我”极少流露的温情一面,并经提醒后意识到,自己后来也不过是用表面的孝顺来施行潜在的报复。最终,“我”意识到,“母亲,我是恨着她的。可我恨了多少年就爱了多少年;恨有多深,爱就有多深。……我心里某些冷硬的东西在松动,好像沉积了几十年的冻土层在慢慢融化”。融化这几十年冻土层的,正是那个艰难的成长带来的能量。

这样的理解,在《金枝》中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,因为父亲和母亲经历的时代更复杂,伦理关系更纠缠。父亲完成了祖母安排的婚礼后,追随祖父参加革命,后与母亲相爱并结婚生子。没料想,祖母之命的婚姻有了女儿,此前的妻子也誓死不离嫁后之家。此后,父亲两段婚姻各自的子女又有了后代,并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了交集和冲突,关系越趋复杂。更不用说,如此长的时间跨度,社会形态发生了数次重大的变化,每代人都跟自己置身的时代形成了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联系,既有身不由己的跟从,也有干脆直接的选择,由此形成了固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,改变实难。身处复杂代际关系中的“我”,既要面对上一代的遗留问题——父亲对自己的冷漠、母亲对自己的不够亲近、父亲此前婚姻中妻子和孩子的纠缠,又要学习处理与同辈和下代人的关系,事情千头万绪,关系千丝万缕,没有什么可以轻易解。

这样的复杂情形下,“我”没有停留在以自己的眼光看所有问题上,而是通过不同视角切入不同人的故事,慢慢部分理解了父亲和母亲,也对父亲此前婚姻中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有了新的了解,最终在各种碰撞和交流中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。与此同时,“我”也在对他人和自身的了解中,对后代有了深入的认识,部分避免了在与后辈的相处中重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,传递出与上代不同的生活状态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艰难的自我反省和成长,父亲和母亲,包括与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长辈、同辈和下辈,都在“我”的叙事中部分建立了自己的因果关系,有了“对”的可能。

因了这可能,那些干净明亮的日子,如同仿佛生来就经年不变的母亲,在记忆里复返为年轻,鲜活地再生于文字之中——“走到村庄前的小河边,她说走累了,要下去洗洗脸。洗完脸,她索性把鞋和袜子脱下来,把脚放进河水里。沉静了好大一会儿,她突然嘿嘿嘿地朝我们笑起来。她说,脚好痒痒。我小时候,就喜欢跟着你姥爷出来网鱼。那时候,鱼可真多啊。”

用如此的中年耐心和艰难成长,为前代留下哪怕片刻闪耀的身影,为后辈哪怕开拓一点宽舒的空间,是不是已经够得上让人珍重?何况,那个过渡中的自我,因为耐心的能量反哺,并没有被日常的琐碎淹没,而是已然在岁月的风雨中焕然一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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