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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节 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(第2页)

八月,欧阳修又就宋夏战事上札子。

由于宋夏和议陷入马拉松式的谈判中,宋夏战场谈谈打打,打打谈谈,甚至边打边谈。八月,仁宗诏令范仲淹为参知政事。欧阳修风闻韩琦听说此事后,欲自己一人前往西北,担任陕西宣抚使,负责宋夏战场的全盘事宜。在权衡了范仲淹、韩琦二人的长处和短处后,欧阳修上了《论范仲淹宣抚陕西札子》(宋)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百。,他认为就二人在陕西民众心目中的威望而言,范仲淹更高一些,“军中有一韩,西贼闻之心骨寒。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”(宋)朱熹: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七之二,四部丛刊缩印本。民谣,也是明证之一。所以不如把二人的位置暂时调换一下,等战争结束后,让范仲淹再回朝担任参知政事。从朝廷后来的任命看来,朝廷并没有接受欧阳修的建议。

宋夏和谈谈了三次,没有什么进展。庆历三年(1043)八月,宋廷又派秘书丞张子奭等前往西夏,进行第四次和谈,欧阳修知道后,又上了《论乞不遣张子奭使元昊札子》(宋)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百。。

欧阳修指出:前三次谈判,西夏使节全无逊顺的意思,现在朝廷又派张子奭等前去谈判,而且是到延州之后,等候西夏派人来接,现在正是谈判桌上双方激烈争夺的时期,就看谁的谋略更高一筹,朝廷尤其不可显示出怯弱。元昊即使派人前来迎接,也是释放出和谈的假象,让大宋放松戒备,然后突然发动进攻,一旦这样,为之奈何。况且元昊此前已经屡用此招,或者扣留大宋使节,或者将使节杀害,这些行为,都会让大宋蒙羞,悔之莫及。或者把张子奭等晾在延州,不来迎接,进退两难,何等羞耻呀!况且此次谈判,又没有什么值得谈判的新东西。朝廷如果认为元昊可以臣服,就调大兵压境,派苏秦、张仪之类的辩士,前往西夏,凭三寸不烂之舌,促其尽快达成和议。如果认为不行,何必派遣使节?如果准备采用拖延的策略,不如将在延州扣押的西夏使节如定放回,好言好语相待,答应多给元昊一些赏赐物品。如果同意这些条件,就派使节通知大宋知延州官员,双方再进行谈判,不关闭和谈的大门。

欧阳修坚决反对与西夏和谈,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鉴于五代中原政权与辽国交往的惨痛教训。他引《新五代史·晋臣传》为例加以说明:“晋氏之事,维翰成之,延广坏之,二人之用心者异,而其受祸也同,其故何哉?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,常见其祸,未见其福也。”(宋)欧阳修撰,徐无党注:《新五代史》卷二十九《晋臣传·景延广》后结语。最后以重复两次的“可不戒哉”结尾。说明他对契丹和党项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。(三)大辽才是强敌

宋夏战争期间,欧阳修尽管非常关注战场局势的演变,但是,他关注更多的是北邻辽国的动向。他深知辽国才是赵宋最大的威胁。

庆历三年(1043)六月,欧阳修又上了《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》(宋)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九。,其中写道:目今朝廷与西夏之间正在议和,近日听说守卫北边边城的臣僚频频得到辽国送来的外交文书,询问朝廷与西夏议和的事宜。如果确实是这样,必须高度警惕,臣认为天下之大患,不在西北,而在北方,辽国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。自澶渊之盟以来,将近四十年,双方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,但是辽国动不动就向大宋提出财物或领土方面的无理要求。辽国不似我大宋这样的礼仪之邦,信守盟约,而是遇强就弱,遇弱就强,和平时期尚且这样,如今趁着大宋与西夏战争的时期,不知又会提出什么更无理的要求。辽国如果有询问宋夏议和事宜的外交文书送来,则说明其奸计已经萌发,如果大宋与西夏不能达成和约,它势必责备大宋违约;如果达成和约,辽国又视自己为调和功臣,向大宋提出无理要求。不出几年,辽国可能对大宋发动战争。但是,大宋在河北地区的防务不能令人满意,多年以来,苟且偷安,必须马上改变这种局面。

欧阳修所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。澶渊盟约签订后,大宋一切加强边境防御的措施,马上就会被辽国知悉,其后果轻则是导致外交交涉,迫使北宋停止相关的防御设施的修筑;重则是举兵相向,导致战争,内忧外患加剧。而北宋朝廷内部,一部分官员以为只要北宋严守盟约,不给辽国以任何破坏盟约的借口,辽国就不会找事,所以只要与辽国接壤地区的官员一有修筑城池类的行为,就被他们责为“生事”。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大宋君臣内心的“恐辽症”在作怪。

欧阳修在札子中接着写道:目今河北十几处边郡地区,应该精选将才,让他们守土有责,在各自守卫的地区,实施积极的防御措施。欧阳修具体谈到两个地区,一是真定府(治今河北省正定市),知真定府张存,此前在延州(治今陕西省延安市),面对西夏军队的进攻,进不会攻、退不会守。在范仲淹到宋夏战场后,他说母亲年老多病,需要他回去尽孝。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,却让他改知真定府,如此用人,真是笑话。知定州(治今河北省定州市)的王克基,典型的平庸之人。二人负责守备的地区,却都是与辽国接壤的要地。其他州郡,不称职者居多,恳请皇上诏令两府官员,将边境要地的主要长官,全部斟酌一遍,不称职者赶快调换。

欧阳修在随后的札子中,又一次谈到河北边关要地用人不当的例子。

后来接替张存的知真定府郭承祐,此前知澶州(治今河南省濮阳市)期间,只知道修筑城池,几乎导致兵变,可因为他是舒王赵元偁的女婿,竟然又改知真定府这样的战略要地,有朝臣提出不同意见。二府大臣则说:“虽然也知道他能力不强,但是,除他之外,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”(宋)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九《论郭承祐不可将兵状》。用人的逻辑竟然是瘸子里面挑将军。

欧阳修在札子中除抨击郭承祐外,又谈到另一个更坏的例子。这就是葛怀敏。了解葛怀敏的人都知道他能力很差,最大的缺陷是既无谋略又刚愎自用。韩琦在给仁宗的一封上疏中谈到,葛怀敏来战场之前竟然没有在军队履职的经历,与书生没有什么不同。范仲淹及大臣王尧臣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,可朝廷对于这样的将领照用不误。朝廷的错误导向,导致葛怀敏面见范仲淹和韩琦时,竟敢傲慢无礼。宋军在定川砦(今宁夏固原县中和乡)被西夏军铁壁合围,最终葛怀敏等十六员战将战死,部众九千余人被俘,仅极少数将士生还,葛怀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当时任命葛怀敏时也有不少大臣提出异议,但是二府大臣反驳的理由是“舍怀敏,别未有人,难为换易”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二,中华书局,2004年版。。大宋竟然找不到一个比葛怀敏强的人,真是十足的笑话。(四)攘外必先安内

仁宗在位时期,虽然是宋朝思想、文化等发展的巅峰时期,但是也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的起义和兵变。

庆历三年(1043)五月,驻守沂州(治今山东省临沂市)的禁军士兵王伦杀死军官朱进后,率领四五十名兵士叛乱,在官兵的追击下,转而南下,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,在楚州(今江苏省淮安市)、泰州(今江苏省泰州市)一带,如入无人之境,沿途各县负责治安的官员,手下只有数十名战斗力很弱的士兵和差役,根本无力抵抗。县官们或是望风而逃,或是干脆开门揖盗。

最典型的是知高邮军(今江苏省高邮市)晁仲约,由于兵少力弱,干脆打开城门,让盗匪进城,又让城内的富民出钱,以好酒好肉招待,临走之前又赠以丰厚的礼品,以求得县城的平安。

欧阳修获悉此事后,马上上了《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》(宋)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八《论按察官吏第二状》。,其中写道:

后汉、隋、唐三朝国家的覆灭,都是首先始于军队发生小规模的叛乱,然后盗贼蜂起,导致局势最终不可收拾。近年来,各处也不断出现军贼叛乱的事情,必须高度警惕。假如王伦等如滚雪球一样,势力越来越大,向南发展到福建、广东一带,然后以南岭作为防御的屏障,再向西占据富庶的四川一带,形成割据之势,吾将奈何?

欧阳修提出五方面具体的措施:

第一,寻找到朱进的后人,若有男儿,奖励他一个官职,让他参加剿除叛贼的行动,报杀父之仇,并允许他乘坐驿马,跟随围剿王伦的士兵一起行动。

第二,王伦的叛军目前虽然达到了几百人,其中大多是被迫胁从之人,陛下应该马上下诏,明确除王伦几人外,其他胁从之人,只要投降,都可以予以赦免。先安慰这些胁从人的家属,让他们给被胁从人写信,如果能够杀死军贼接受招安者,给予重奖。

欧阳修在最后特别指出,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这样的胁从人归附官军,应该马上对他们进行奖赏,以体现朝廷的信誉。

第三,王伦叛军经过的地区,此前已经发生过军贼的叛乱,万不可让他们勾结到一起,可诏谕这些叛军,如果能够杀死王伦叛军前来归附者,也给予重奖,这样使他们相互猜疑,不致勾结到一起。

第四,出榜招募各处未能及第的举人、山林隐士以及犯罪逃亡的人,如果能够潜入贼营杀死其首领或者设计把他们诱入官军埋伏圈者,也给予重奖。即使达不到以上目的,也使军贼疑心加重,不敢招募这些人作为智囊。

第五,江淮地区各州县的厢军,必须由朝廷派一个重臣前去协调指挥,避免各自为战从而出现被各个击破的局面,另外还应该派部分禁军前去,增强战斗力,早日解决问题。

从该札子可以看出,欧阳修的建议,很有针对性、可行性。

欧阳修随后又在另一个札子中指出:夷狄(指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)之患,只是肘腋之患,可以解决。而盗贼之患,乃心腹之患,最让人担忧此观点为宋太宗最早提出。。因此,对于晁仲约这样的官员,必须严惩,以儆效尤。对于英勇剿除军贼的官员,应该给予重奖。(五)心在朝廷不论大事小事

庆历新政期间,欧阳修利用谏官可以“风闻言事”的优势,针对朝廷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,屡上札子,进行弹劾,甚至拿仁宗宠幸的妃子开刀。

宋代官员父母去世之后,必须解职丁忧。丁忧期限名义上是三年,实际上是两年零一个月,丁忧期间有不许娶亲、生子等规定。但是,有些官员为利益和欲望所驱,偷偷违犯规矩。这些行为一旦为台谏系统的官员知道,便将上札子给皇帝,予以严惩。

欧阳修在庆历二年(1042)所上的《论杨察请终丧制乞不夺情札子》中,即指出两例违规事例,一是茹孝标居父丧期间,偷偷跑到东京,奔走于权贵之门,谋求起复的机会,已经被御史弹劾。二是新科进士南宫觐,母亲去世之后,隐瞒不报,更不丁忧,且在丧期得官并娶妻,此案正被司法机关审理。

欧阳修认为此类事例出现的原因是,朝廷很长时间以来不注意奖励严格遵守规矩的官员,导致风俗大坏,而风化之本,贵在由上而下,以官风带动民风。

接下来欧阳修举了一个丁忧模范的例子。龙图阁待制杨察守母丧期间,朝廷下令夺情,但是,杨察却屡屡上奏,请求朝廷给他守丧期满的机会。欧阳修就此事写道:“臣子的行为标准,就是忠与孝。杨察是景祐二年(1035)进士中的佼佼者,又是宰执晏殊的女婿,现在是官家的近侍,却能够率先垂范,纠正颓废的风气。鉴于目今的情况,官家应该褒奖杨察的行为,成全他的孝行,且在官员中树立为典范,况且杨察所负责的又不是军国大事。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丁忧的模范,朝廷又要夺情,对杨察而言,使其对亡母有愧;对国家而言,失去了一个树立新风尚的好机会。”(宋)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九十七。

仁宗见欧阳修言之成理,废除了让杨察夺情的诏令。杨察终丧之后,成为官家的近侍,不久,又成为翰林学士。

庆历三年(1043)冬天,欧阳修风闻仁宗宠幸的张美人生下皇女后,仁宗诏令于左藏库调取八千匹绫罗,赏赐张美人。于是,他马上写了《上仁宗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》(宋)赵如愚编: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二十九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版。的札子,指出时值寒冬腊月,染院的工匠不得不破冰取水,染练供应,直至欧阳修写札子的时候,此项工作还没有做完。八千匹绫罗,一定不会是张美人和皇女所使用的,肯定是趁机为其亲友所索取。天下都知道官家平素生活异常节俭,怎么会允许这种有碍圣德、有碍国体的事情发生呢?

总之,欧阳修在做谏官期间,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,不管被弹劾的人背景有多大,只要损害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,就要放胆直言,穷追不舍,力争问题解决为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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