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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章（第1页）

陆贽曾说：“用言语去打动别人，这种感动是很肤浅的。”然而，言语有时能在瞬间打动别人，产生一定的效果。让人从生的状态走向死亡，从安逸的生活变为劳苦的劳作，仅凭所谓的名分和道义就能打动他们吗？人们畏惧死亡、害怕辛劳的情感，在突然之间爆发时，理智来不及思考，勇气也难以维持。如果不是英雄豪杰般慷慨地舍弃生命，或者贤明睿智的人从容地奔赴大义，那么在走投无路时，人们就会做出违背常理的事，而亲近君主、为长官效命的情感，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被抛诸脑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把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，在短时间内震撼人们的视听，激发他们突然爆发的智慧和勇气，言语虽然带来的感动很肤浅，但有时确实能起到作用。所以，从虞、夏时期以来，虽然平时没有太多的告诫之词，但在面临大事时却会有誓约。

古代的帝王，深知言语的感动很短暂，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，所以他们说话时，不过是激发人们的士气，让其饱满，不会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力，以免让人产生疑虑。他们看似没有将人们的情绪完全激发出来，但实际上这样的激发程度已经足够了。

为什么不把人们的情绪过度激发，让其过于饱满呢？因为情绪过于饱满就会变成愤怒，而愤怒表现在外的人，内心往往是空虚的。我们可以看看那些争斗的人，当他们只是互相辱骂的时候，拳脚的力量反而会减弱。

为什么不过分强调权力，以免让人产生疑虑呢？因为有所侧重就必然有所忽略。即便在仓促之间，人们用耳朵听，凭意气行动，但事后也会有所思考。如果只是利用人们一时的情绪，却没有长久的大义支撑，让他们深思熟虑后觉得不合理，那么一旦产生疑虑，各种怀疑就会接踵而至。人们在疑虑中犹豫不决、瞻前顾后，最终必然会溃败，即使是刑罚也无法威慑他们。我们可以看看严厉的父亲教训不成器的儿子，话说得太多，儿子反而会反驳父亲自身行为也不端正。

现在看看《甘誓》《胤征》中的文字，简洁却富有深意，既规划了长远的目标，又不会过分强调自身的权力，这就是所谓的抓住关键、切中要害的言辞。善于言辞的人，君子用这样的言辞可以感动天地，更何况是普通人呢？

大禹的圣明德行，夏朝忠诚恭敬的治国之道，天下百姓本应世世代代拥戴。然而，夏朝才传了两代，就有有扈氏违背正道，抵抗天子的军队；还没传到五代，义和就背叛官职，与后羿结党。这些人的恶行简直数不胜数。但是，夏启、胤侯在声讨他们时，让他们的罪行比言辞所表达的更严重，而不是用过多的言辞去夸大他们的罪行。这是因为他们的罪行如同滔天巨浪，恶贯满盈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无需多言。列举他们的主要罪行，来师出有名，舍弃一些细枝末节，来蓄积人们内心的愤怒，这样一来，愤怒的情绪不会在言语中耗尽，而勇气却能因情绪而充沛。整肃军队的行列，告诫士兵不要滥杀无辜，保持克制，弥补不足，像这样的做法，就是所说的不过分激发人们的情绪，让其保持饱满。

名分和道义，是百姓同样看重的。权力和凭借，是君主自身偏重的。作为臣子却冒犯君主，作为臣子却违背公义、结党营私，削弱王室的力量，这是违背名分和道义，不可饶恕的行为。既然违背名分和道义不可饶恕，那又何必纠结于五行、三正这些高深微妙的说法，或者沉迷酒色、昏庸糊涂这些琐碎之事呢？名分和道义是百姓都重视的，百姓明白违背这些不可饶恕；但如果君主过于强调权力，百姓就会怀疑君主是为了自身安全，而让自己去送死。在短时间内，百姓所理解的，抵不过他们对死亡和辛劳的担忧，他们就会想，君主没了还会有新君主，可自己丢了性命就再也没有了。

只有三正五行，这是上天告诫臣子、作为臣子应遵守的法则，君主为百姓修行，诸侯为百姓守护，百姓凭借这些行事，生活自然和谐。如今，暂且放下偏重的权力，也不谈那些同样重要的名分和道义，只着重强调百姓的权益，百姓就会明白众人的愤怒是不可遏制的，会拉着君主和大臣一起去惩罚有罪之人。这样一来，人们看待国家的战争就如同自己的私斗，觉得不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天子的长久富贵，而是为了去打击那些奸邪之人，所以不惜拼命。这就是所说的不过分强调权力，以免让百姓产生疑虑。

所以，当臣子冒犯君主时，就暂且不提臣子不能有谋逆之心这些大义，而是以百姓的名义来声讨，说上天为百姓设立君主，不是为了压榨百姓来让君主安稳。《甘誓》《胤征》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当君主祸害百姓时，就暂且不说他让军队遭受损失的暴虐行为，而是以上天的名义来声讨他的罪行，说上天厚待后世，是为了匡扶百姓，不是为了让百姓去残害君主。《汤誓》就是这样。

《汤誓》中说“我畏惧上帝，不敢不前去征伐”，而不是说“我怜悯百姓遭受苦难，不忍心不前去征伐”；说“夏桀大量剥削夏国百姓，百姓都懈怠不愿劳作”，而不是说“夏桀大量剥削天下百姓，百姓因此愤怒”。这样做是为了坚定长久的大义，而且权力的把握也不会失衡。如果权力偏重君主一方，百姓会认为这是在伤害自己；如果权力偏重百姓一方，百姓会认为这是在诱惑自己。百姓就像险峻的岩石，容易产生各种怀疑，君子对此应该格外谨慎。

所以，从殷、周交替之际，就能看出世道在逐渐衰落。周武王的誓言，言辞过于冗长，列举纣王的罪行，多得数都数不过来，气势也因此耗尽了。“宁可抓住不是敌人的人”，充满了担忧和恐惧，这样一来就有些危险了。列举纣王的罪行，多得数都数不过来，像砍断人的小腿、剖开人的心脏这些恶行都没有遗漏。

八百诸侯会师伐纣，战场上血流成河，连盾牌都能漂浮起来，谁能保证在朝会时，没有普通百姓横遭杀害，而事后不会有人反驳呢？这就是义士会唱“以暴易暴”之歌，商洛（今陕西商洛市）的顽固百姓也会产生“被忽视”的怨言的原因。千里之外的响应，就像击鼓和鼓槌的回应一样迅速，君子用言语去感动天地，能不谨慎吗？周朝的誓言比不上商朝的诰命；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比不上丰、洛（今陕西西安附近）时期的誓命。言辞的充实与空洞取决于人的志气，言辞的轻重取决于对事物的权衡，义理在这里体现得很精妙，正道也在这里得以确立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

战国时期说客们的言辞，违背道义，用权势相互动摇人心，这种正道的意味已经消失了。再后来到了陈琳、阮瑀这类人，他们就像好打官司的头子、与邻居争吵的悍妇，充满愤怒，言辞粗劣，这更是君子所不齿的。再往下到了齐、梁末年，人们用檄文相互夸耀，追求辞藻华丽，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之地争奇斗巧。但凡有良知的人，看到这些能不触目惊心、感到痛心吗？

古代的帝王善于言辞，难道仅仅是在言辞上表现得好吗？他们心怀忠厚，情绪不会过于激昂，不忍心把别人的短处说尽；他们端正自身，不谋求私利，权力的使用不会失衡，不会只为了侥幸成功而不择手段。他们培养天下的和平氛围，留存千秋的大义，秉持真诚来修饰言辞，言辞也就都充满诚意。这样，即使只是在短时间内感动他人，也足以昭告万世而问心无愧。孔子说“我对于外交辞令还没有掌握好”，意思是不要只在外交辞令上追求完美，而要注重言辞背后的诚意和大义。

小说《王夫之尚书引义通读本》第8章试读结束。